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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完一场学术研讨会，刘诗白径直回到位于西南财经大学的家中。一碗南瓜绿豆汤、一两米饭，已足够92岁的他吃饱吃好，“老人饭吃七分饱，这样也不会过剩嘛”。

　　此前不久，他刚获得了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100万元奖金，他一分没留，全部捐赠给西南财经大学。

　　他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和探路人，大半辈子都在跟经济打交道。他自称“90”后，对于新鲜事物，他都乐于接受。无论去哪儿，他总会随身携带一个平板电脑，关注网络上的新闻时事，也会在微信朋友圈里评论点赞，感叹网络的快速与便捷。

　　年轻人很容易会被这位“90后”老爷子的精气神折服。他不打瞌睡、思路清晰、声如洪钟，回忆过往娓娓道来，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中途不喝一口水、不跑一趟厕所。末了，还不忘道一句：“麻烦您啦!”

　　他谈马云，谈正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大脑转得飞快：“没有固定不变的商业模式，也没有固定不变的金融业态，新生事物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常常有人向他请教“养生之道”。他说：“人活着，一刻也不能停止思考。”

　　“我思想转弯比较早”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依然是主流意识。这给经济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拿出新的理论，破解人们在思想上的禁锢。

　　刘诗白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就开始思索，如何构建多样所有制结构，寻找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国有国营模式。

　　他说：“没有理论的创新，我们的任何改革开放新政策都难以执行。”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诗白不断发表文章，著书立论，大胆突破禁区，阐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具有多元性和公有制具有多样实现形式的观点，从理论上解决了要不要非公经济的问题。

　　1986年后，刘诗白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论文，对过去理论界认为“离经叛道”的产权问题进行了探索。

　　“改革的核心是国有经济，要把中央计划体制变成商品经济。”刘诗白认为，搞活国有企业，就要把国有企业变成独立的市场主体，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有能够独立支配的财产权。

　　财产权、企业财产权、企业法人、法人财产……这对当时的经济学家们来说，都是些陌生的概念。产权问题一经提出，就引发理论界巨大争论。刘诗白随即发表了大量有关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革和组建股份公司制的文章，并出版了《产权新论》。

　　针对我国金融体制缺乏活力和资金分配吃大锅饭的诸多弊端，他在1985年率先提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设想。1990年，他提出的“缓解市场疲软十策”又被中央采纳，对治理当时的经济疲软起到了积极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企业自主经营，价格放开，出现了价格波动、企业开工不足、生产力过剩的问题，他提出《转型期经济过剩运行》的论题和应对之策。随着世界新的科技革命的兴起，他又开始研究科学技术与新经济的发展，《现代财富论》由此诞生。

　　进入新世纪，刘诗白仍思考不止，笔耕不辍，几乎年年都有重要专著问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这样评价刘诗白的贡献：“从他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可以触摸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

　　“刘诗白主张构建新的产权制度，是搞活我国国有企业的突破口。”当时的新闻舆论这样评价。对此，刘诗白平静而谦和，“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认识有先有后，我不过属于思想转弯较早的人而已”。

　　理论创新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经济学家来说，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无法将自己的见解上升为理论，亦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刘诗白对国有企业市场化、企业产权等领域进行理论探索阶段，跑企业、跑农村、跑工厂是家常便饭。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密切关注刚成立不久的深圳特区，几乎每年都要前往广东和特区进行调研。后来，他的调查范围也从深圳、珠海等特区扩大到珠江三角洲以及后来崛起的无锡、温州、上海……

　　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他给自己的理论探索找到了有力依据，更加强化了其一贯主张的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和改革服务的思想，使自己的许多对策建议屡屡为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刘诗白说：“经济学家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于实践，书斋里永远找不出现成的答案。”

　　读书与写作是坚持一生的乐事

　　如今，刘诗白已是四代同堂，他的三个子女深受家门影响，都做了大学教师。

　　1925年，刘诗白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才生，母亲也擅长诗词歌赋，家里丰富的藏书和浓厚的文化熏陶，使他从小就热爱文学和社会科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刘诗白跟随家人从上海挤上回重庆万县的小轮船。不久后，12岁的他便在《万县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呼吁民众团结一心坚持抗战。他还曾经以笔名“刘影茶”在当时重庆《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发表抗战的散文和小说。

　　逃亡路上，刘诗白耳闻目睹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切身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孱弱，心中萌生出救国兴邦的愿望。在重庆读中学时，大后方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统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传播，也对他影响极大。

　　刘诗白年轻的时候热爱文学写作，鲁迅、巴金的著作读了个遍，他还特别喜欢读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更让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华日报》等解放区出版的革命书刊，以及左派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

　　1942年，刘诗白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的大学学风浓厚，到处都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大家谈论的总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人们思考的问题是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兴亡。刘诗白至今印象深刻：“当时的年轻人十分爱读书，即使物资生活艰苦，但精神生活很丰富。”

　　《资本论》是刘诗白步入经济学殿堂的向导，年少时，他就已经接触和阅读过这部著作。进入大学后，他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还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大批西方经济学原著。

　　回忆年少往事，他总是兴致勃勃。虽已是耄耋之年，刘诗白仍清晰地记得年轻时读过的一系列书籍，甚至连翻译者、出版社都记得清清楚楚。他笑着说：“人老了，就容易记远不记近。”

　　每天上午，刘诗白总会在书桌旁伏案写作3个多小时，下午拿着放大镜看文献。他一生坚持写作，最近准备重新编辑出版自己的全集。全集一共8卷，洋洋洒洒数百万言，全部由他亲手写成，诚如他说：“习惯成自然。”

　　“就像人要吃三顿饭一样，长期从事专业工作，自然就停不下来。”刘诗白说，读书与写作是他坚持一生的乐事。

　　即使在92岁高龄，一天中的多数时间，他都在思考经济学那些未解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不是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更不是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挥了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又有效发挥了政府的职能，既重视效率又讲求公正。基于我国实践的经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这是今后的重要任务。”他说。

　　刘诗白还特别关注当下经济发展的最新形势。他说，中国人走的“脱贫攻坚”道路，给全世界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中国已经富起来，特别是这五年，日益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向全世界发出声音，这个声音还在增大。现在我们有条件在文化上繁荣起来，成为文化大国，我们需要构建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创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代的伟大重任落在了我们的头上。”

　　教学路上的一名老兵

　　将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100万元奖金全部捐赠给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希望更多有志之士参与到经济学研究中来。此前，他还设立了“刘诗白经济学奖”，旨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刘诗白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仍称自己为“教学路上的一名老兵”，他很欣慰自己在少年时选择了从教之路。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曾是刘诗白的学生，可直到现在，如果遇到问题，他还是像当年一样兴匆匆地找到老师“摆谈”。在李义平看来，刘诗白会把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基础，善于从实践中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既是经济学家又是教育学家，然而，教育学家比经济学家更稀缺。”

　　李义平至今对在刘诗白门下学习的情景记忆犹新。“他会带着我们研读马克思的经典原著，特别是《资本论》，让学生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他还叮嘱同学们，搞经济学研究要有超前意识、实践意识和民族意识。”

　　姜海洋大校是刘诗白2008年开始带的国防专业博士生，当他快毕业时，刘诗白已经86岁高龄。姜海洋原本以为导师把毕业论文的摘要和目录看完，就很了不起了，没想到刘诗白不仅看完了15万字的全文，还对定义、用词、数字等表述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详尽的批改和标注。论文上画满了一道道红色的批注线，不少页面上都有折痕。

　　在教学中，刘诗白重视与学生进行问题讨论，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因为年事已高，刘诗白近几年已经不再带学生，但他依然关注着学生的发展。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树立思维创新意识，年轻学者要敢于大胆质疑。

　　“要立足新实际，探讨新理论。”刘诗白还对青年学生提出建议：现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越加宏伟，需要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多，也有更好从事研究的条件和机会。要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做大学问，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大问题。

　　刘诗白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数十年，1985年至1990年，他担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那时，他大力开拓创新，推动教学质量提高，学术水平提升，学校增进声誉。用西南财经大学原校长王裕国的话来讲：“他是打开校门的首位校长。”

　　王裕国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但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等院校学科水平较弱，欠缺高等人才。刘诗白请来一大批经济学家来校任兼职教授，开拓师生学术视野，推动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不断提高学术水平。刘诗白还支持青年教师去国外进修，引进有潜力的青年教师，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

　　那时候，刘诗白常常利用休息时间从事实践研究，深入各地的工厂、农村进行调查，也多次去国外考察和讲学。他每次从外地回来，第一句话总会问“学堂最近如何”?他爱把“学校”称作“学堂”，在外面见到的新鲜事物，回校后他会与师生分享，让大家开眼界、长见识。

　　年轻时常年坚守在教学岗位，即使退休后，刘诗白依然住在校园里，他说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离学生近一点。如今，每天晚饭后他都会在校园里散散步，“看着年轻人的身影，不知老之将至”。

　　“德才兼备，德总摆在前面的。”刘诗白希望大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知识技能，还要胸怀大志，首先要把国家放在心中，才能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英才。(鲁磊 殷樱)